文/张新军

解放前,我爸是甘肃张掖县城一个饭馆里打杂的小活计。

张掖,是悠远狭长的河西走廊的一个富裕之地,土地肥沃,风调雨顺,盛产谷子、小麦、土豆和油菜,自古是个养人的好地方。

但是我爸家里却一贫如洗,家徒四壁的屋里从来不存隔夜粮。我爸的爷爷给地主扛长工,奶奶给别人缝缝补补,勉强养活一家人。

我爸在兄妹中排行第二,刚会走路,我爸就手持一根打狗棍,跟着奶奶挨村乞讨。稍大一点,他流浪到张掖县城,靠在饭馆刷碗择菜、翻洗鸡肠子谋生。

我爸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,但极有眼色,加上手脚勤快利索,做活不惜力,深得店老板喜爱,虽然不挣一分钱,但老板负责一日三餐,一天忙碌下来混个肚儿圆,比在外面饥一顿饱一顿地乞讨,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
晚上睡在散发着浓重油烟味的小饭馆里,年少的我爸很满足。

但这样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。

一个初冬的中午,我爸提着一篮子鸡杂,来到县城旁的小河边翻洗鸡肠子。

那时,我爸已经在饭馆干了一年多,再有半年,满两年的他就可以领到微薄的工钱了。

鸡肠子刚洗了一半,一群骑马背长枪的士兵呼啦啦一阵风来到跟前,一句话不说,把我爸捆了个五花大绑,押到后面的一溜人群里。

我爸稀里糊涂成了一名国民党士兵。那一年,我爸刚刚十

八岁。

1943年,我爸随国民党部队千里迢迢来到遥远的新疆,驻扎在迪化(现乌鲁木齐市),这个时候他已经23岁,身材瘦削,穿一身皱巴巴的土布军装,骑着一匹枣红色战马,腰里扎着一条宽宽的牛皮武装带,上面挎着一把雪亮的骑兵军刀,已经是一个有着5年军龄的出色骑兵了。

1949年9月25日,我爸所在的部队跟随陶峙岳将军,参加了著名的“九·二五”起义,新疆和平解放。

脱掉国民党军服,我爸穿上黄军装,脱胎换骨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,开始转战天山南北,剿匪平叛。

又过了5年,我爸复员离开部队,持枪握刀的手操起了牧羊鞭,成了新疆兵团一个农业连队的牧工。

我爸的连队跋涉到天山脚下的准噶尔盆地腹地,开始安营扎寨,开荒造田,名称还是沿袭原来部队的番号。

连队组建在荒芜的戈壁荒野,一圈参差排列、大小不一的地窝子,围成一个硕大的椭圆形圆圈,里面穴居着清一色的男人。有人编歌谣形容地窝子:

房子地下三尺半,冬暖夏凉寒气湿;地下撑着四根棍,上面铺着芨芨草。

地窝子中央是一块平坦的、生长着骆驼草的空地,孤零零立着一座用土块建筑的、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连部,屋顶上架着一个生锈的铁皮喇叭,是连里唯一的高层建筑,里面住着连队的最高首长。

后来,连队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年轻的女子,是用拖拉机、马车从十几公里外的团部来的,她们呜里哇啦操持着各地浓重不一的方言。

这些女人的到来,在连队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骚动，但没过几天就平静了。女人们很快嫁给了这里的男人,从此在低矮、潮湿的地窝子扎下了根,开始和这些陌生的男人们一起生活,下地,早出晚归,为他们生儿育女。

我爸在偏僻的连队四角地放牧,整日陪伴他的是一群不会说话的绵羊,只有严寒来临冬宰的时候,职工们才三三两两来到牧羊点,用爬犁子拉着宰好剥净的肥羊,心满意足地离去,这时他们才记起在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荒僻角落,还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,但很快又把我爸遗忘得一干二净。

我爸的牧羊点,名字叫老房子,我爸和另外两个有家室的牧羊人,放牧着连队的一群绵羊和一群奶牛。

在这个遥远的老房子,我爸孤独的日出而牧,日落而息,除了月底骑马到连部去领工资,在连队统计写好自己名字的工资表上,按上鲜红的指印,在司务长库房领取一个月的面粉清油,然后到连部旁边的商店购买一些肥皂、酱油醋、颗粒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,再到“杨地主”的理发店剃一个光头,我爸什么地方都不去,也没有地方需要我爸去。

那时我爸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光棍汉,整日骑着一匹黑色的、矫健的伊犁马,赶着一群绵羊在准噶尔腹地的戈壁滩、丛林中东奔西跑,逍遥自在,过着一人吃饱、全家不饿的牧羊人生活。

我爸唯一的朋友刘榔头,在另一个靠近奎屯河西岸的四角地给连队烧酒。

刘榔头是四川人,身材矮小,童年的一场小儿麻痹症,给他留下了一条腿的残疾,走起路来一颠一晃的。

家乡闹饥荒,刘榔头饿得心慌,听说新疆地多人少,兵团到处招人,不仅可以吃饱饭,而且每月还发工资,仗着年轻他扒上货车,一路颠簸来到新疆,最后流浪到十二连扎下了根。

他在家乡学会了酿酒的手艺,老连长看他是个残疾,就安排他在西头烧酒,烧酒剩下的下脚料喂了一群仔猪,冬季来临的时候杀了分给职工过年。

我爸在奎屯河岸放羊认识了刘榔头。戈壁滩芨芨草,风吹草低见牛羊,两个远在天涯的异乡人很快无话不说。

偶尔相对饮几盅,一盘凉拌土豆丝,半碗萝卜咸菜条,混合着闲言碎语,在昏暗的煤油灯下,消磨戈壁滩上的半夜时光。两人在偌大的新疆无亲无友,平常和过年过节相互走动,成了一对知心好朋友。

这天秋日的傍晚,我爸早早收牧回来,给羊饮水后关好羊圈,给牧马添了草料,走路来到西头找刘榔头闲谝。老房子离西头有三四公里荒滩路,我爸赶在夕阳掉进地平线之前,进了刘榔头的屋子。

半碗烈性粮烧下肚,两个单身男人心里火辣辣的。炽热的液体燃烧着他们体内汹涌的激情。

刘榔头嚼了一口凉拌白菜,打开了话匣子:“老张,别人回来都是热炕头,你放羊一天东奔西跑,晚上回来还是凉锅冷灶”。

我爸皱眉道:“有啥办法?”

刘榔头:“咱们啥时候才有个家。”

我爸叹了一口气:“唉,等到咱俩摸到枕头,恐怕天都亮了。”

刘榔头说:“实在不行,咱们回老家接一个婆娘去,活人还能让尿憋死。”

是啊,活人不能让尿憋死,不能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。我爸默默地琢磨着老友的话语,眯缝着眼睛陷入了沉思。

我爸外表刚强,其实内心深处是卑微的,他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,虽然后来参加了解放军,但毕竟在国民党军队待过,而且时间不短。

在历次社教和忆苦思甜活动中,我爸因为家庭出生雇农属根红苗正,当国民党兵是抓壮丁强迫去的,手中也没有血案，所以才没有受到批判和冲击。

我爸虽是军人出身,但骨子和血液里,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在他内心深处,始终酝酿着一个雄心勃勃的念头,他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。

我爸童年和少年为了生活四处奔波,历经沧桑,年纪轻轻又离开故乡西出阳关,来到遥远的大西北。人生颠簸动荡现在安定下来,他要实现他的梦想,过上“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民式生活,再说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,他也该成家生子了。

而此时刘榔头的话语,击中了我爸的要害,激起了他内心深处尘封已久的波澜。

沉思片刻,我爸端起酒碗一饮而尽,微微舒展了眉头:“嗯,榔头,你说的是个办法。”

这天晚上,我爸躺在老房子羊圈旁的土屋子里,望着从窗外射进来的点点月光,辗转反侧,一夜未眠。一个对我爸来说非常重大的行动诞生了。

1956年冬日的一个早晨,我爸早早来到连部,找老连长请了探亲假,开了通行证,又找司务长领了新疆地方粮票。

第二天,我爸骑马来到十几里外的团部,在机关供销科兑换了全国粮票。第三天,我爸迎着风雪上路了。

我爸昂着头颅,满嘴喷着热辣辣的酒气,雄赳赳地行走在白雪覆盖的戈壁滩上。鞭子一样凌厉、冰冷的西北风抽得羊皮大衣呼啦啦乱抖,笨重的大头鞋踩得积雪嗞嗞作响,他子然一身,旁若无人,高傲得像个皇帝。

临行前,西头酒坊烧酒的刘榔头来老房子给我爸送行,他带来一瓶冒着热气的烧酒,见了我爸一句话不言传,把酒瓶子双手递给我爸。

我爸接过酒瓶,一仰脖子,咕咚咚一口气喝完,甩手把空酒瓶扔给刘榔头,粗声大气地吼了一声:“老子走了!”唾沫星子混合着呛人的酒气,溅了刘榔头一脸。我爸甩开大步,顶着狂降的漫天风雪,头也不回地上路了。

荒原上,风雪狂舞,天昏地暗。我爸一边踉踉跄跄行走,一边嘴里喷着浓烈的酒气,胡乱吼着几句甘肃秦腔:

张掖有个木塔寺呀，

离天还有三尺三;

戈壁滩上的揽羊汉哟，

晚上搂着牧羊铲。

这年开春,准噶尔盆地冰雪消融,万物复苏。连队上的人们都知道,我的牧羊人我爸从老家接来了一个甘肃婆娘。

甘肃婆娘身材不高,敦敦实实,臀部肥大瓷实,面相慈善满月般的脸盘笼罩着一层慈祥的光芒,领着一个流着鼻涕的半大小子。

连队的媳妇们私下里议论说,这婆娘身体结实,屁股敦厚,是生养孩子的好手。

我爸到连部找指导员开了证明,骑马驮着甘肃婆娘,一溜烟来到团部,领取了结婚证。这是一张封面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红色卡片,扉页上有毛主席语录:

实现婚姻自由,男女平等………

《论联合政府》

真正的男女平等,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。

《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》一文的按语。

我爸把结婚证锁进家里唯一的木箱子里。 从此,这个名叫丁秀兰的甘肃婆娘,就成了我妈。

我爸住在羊圈旁边的一座低矮的土块房子里,这是专为守夜人盖的一间房子,墙壁被烟熏火燎,早已黑咕隆咚,仿佛涂了一层黑漆。

小土块砌的火墙把室内一隔为二,外间做饭,里面住人。我爸的床是用红柳木棍编织的,上面铺了一个麦草帘子,两个土块垒的台子把床支撑起来。几件简单的锅碗瓢盆一些破旧的被褥,是牧羊人我爸的全部家当。

刘榔头带来一瓶粮烧贺喜。我妈炒了几个小菜,我爸和老房子的另外两个牧工,一起喝了一场喜酒,就算举行了一个结婚仪式。

职工婚丧嫁娶,是连队的一件大事,我爸从口内娶回我妈--一个光棍牧羊人娶了老婆,成了连队职工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。我爸从口里娶回我妈,至今在小小的连队,仍流传着3个不同的版本:

第一,我爸耗尽半生积蓄,积攒了100公斤新疆粮票,然后托刘榔头到团部供销科,用两瓶苞谷粮烧,找供销会计--刘榔头的四川老乡换了全国粮票。在甘肃老家,这100公斤全国粮票相当于一个人全年挣的工分,可以拿粮票到供销社换粮食、商品,我爸用这些硬通货,轻而易举地娶回了我妈；

第二,我爸用30公斤大米换回了老婆。我爸到连队求爷爷告奶奶,转了大半个连队,挨家挨户借了30公斤大米,那时候大米比金子还珍贵,连队只有过年的时候一家才分上几斤,家里来了客人,才熬锅大米粥喝。

我爸背着大米,千里迢迢来到甘肃老家,换回了母亲.回来的时候,老丈人又陪嫁了一袋子小米,精明的我爸不但娶回了老婆,还赚了一袋子小米；

第三,我爸只花了一趟路费钱,空手套白狼,就从口里领回来刚刚失去丈夫一年多的母亲,还带来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。他知道春季青黄不接,口里农村很多人饿着肚子,这时候去接人,是最好的时机。精明而吝啬的我爸一举两得,既当了丈夫又做了孩子他爸。

不管别人咋说，咋宣扬，目不识丁的爸妈却一直在准噶尔盆地西部边缘,一个风沙弥漫、荒凉偏僻的农业小连队,生活、奔波了半个多世纪。

这两个命运坎坷、老实巴交的异乡人,争吵了一辈子,劳作了一辈子,辛苦了一辈子,含辛茹苦把我们七个子女抚养成人,最后，风烛残年的他们离开了这块土地,被我们兄妹埋葬在了遥远荒凉的奎屯河岸边。

【后记】

父亲从河西走廊的乞讨少年，到被抓壮丁的国民党士兵，再到解放军战士、兵团牧羊人，人生的每一步都被时代浪潮裹挟，却始终藏着一股“活人不能让尿憋死”的执拗生命力。

那场跨越千里的寻亲娶亲，那些关于粮票、大米换妻的坊间传说，恰恰撕开了艰苦岁月里，普通人对“家”最朴素也最炽热的渴望。 在准噶尔盆地的风沙里，“家”的意义被重新定义。它不是锦衣玉食的安稳，而是羊圈旁烟熏火燎的土坯房，是红柳棍编织的床，是两个命运坎坷的异乡人相互取暖的依靠。

父亲顶着风雪返乡时吼出的秦腔，是孤独牧人对根的眷恋；母亲带着前夫的孩子扎根戈壁，是苦难女性对生存的妥协与坚守。

那些流传在连队的娶亲版本，无论真假，都印证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，粮票、大米这些“硬通货”背后，是人们对组建家庭、延续生命的迫切与郑重。

兵团的发展史，正是无数个这样的“小家”拼凑而成的。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用最卑微的姿态在荒芜戈壁上开荒、生息。父亲内心的卑微与雄心，母亲沉默的坚韧与付出，在争吵与劳作中养育七个子女，把颠沛流离的人生，过成了扎根边疆的传奇。奎屯河畔的坟墓，不仅埋葬了两位老人，更封存了一代人的青春与奉献。

如今，粮票早已退出历史舞台，地窝子也被砖瓦房取代，但那些在苦难中坚守的生命力、在风沙中筑牢的亲情，依然是最鲜活的精神底色。

读懂了他们的故事，才算真正读懂了“扎根边疆”四个字的重量——那是用血汗、坚韧与对家的执念，在荒原上种出的希望。

你身边是否也有这样被时代洪流推着前行，却始终坚守家园的长辈？他们的故事里，藏着怎样的岁月力量？